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形势和对策

　　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新形势

　　国际经贸格局发生较大变化， 某些国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产生了较强的抵触情绪

　　以金融危机为触发点，发达国家长期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出来。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低速增长，其作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主动力的作用大大减弱。而新兴经济国家，特别是中国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小，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这种形势的变化，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评估与应对策略正在发生变化。某些西方国家对华防范加深，容忍度减小，将更多的精力对付中国的崛起所引起的挑战，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威胁对手，这样有可能把中国置于一种被动应付的地位。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也在推动经济发展，和我国竞争追赶关系日趋明显，对中国快速崛起持谨慎态度，但其心态比较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一些国家产生了较强的戒备和抵触情绪，甚至在政治上招致了更多的猜忌，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中国投资威胁论”的严峻考验。因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和东道国国内舆论等因素将商业行为政治化，东道国对于中国的投资，特别是重要资源和关键技术的收购与投资，往往设置较高的门槛，由此导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受阻或失败的例子可能会越来越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重道远， 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平衡拉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以创新为动力，以集约化为特征的科学发展。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经济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 成本上涨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增长效益降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力低下，产业扩张更多依靠数量增长而不是质量提升。

　　在全球化时代，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企业”走出去”是主动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的重大举措，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来讲，”走出去” 应实现以下目标和功能。

　　一是将部分过剩生产能力转移到海外，把商品输出优势转变为资本输出优势，从而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二是我国企业更贴近外部市场需求，拓展海外销售渠道，获取和建立国际品牌，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三是获取国际先进技术，吸纳海外高素质人才，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四是我国企业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稳定资源供给，扩大中国GNP规模和中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控制力。

我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处理的几个关系

　　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 的关系

　　长期以来，与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金额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很小。加入WTO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加。2010年，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为49.9%。2011年发布的美国亚洲协会报告，更是把中国对外投资趋势表述为”正处在一轮指数级飙升的起点”。预计”十二五”末期，我国境外投资与吸引外资的比例将达到1：1 左右，”引进来”与”走出去”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我国从以”引进来”为主，到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的开放战略，这两者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相互联系的。要把它们更好地结合起来，实现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公平、开放的环境，力争使”引进来”、”走出去”的利益兼顾，实现有予有取、互利共赢。

　　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 的关系，需要面对和解决对外投资回流问题。虽然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均保持高速增长，但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绝大部分来自香港、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自由港，而这些自由港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2010 年香港对我国内地的投资占我国内地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64%，我国内地对香港、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对外直接投资则占对外直接投资的70%。

　　实际上，我国企业向自由港的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利用自由港的税收优惠和管制宽松等政策优势，并非出于占领国际市场、利用当地资源和提升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等目的。这部分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相当一部分又回流国内，享受地方政府给予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在统计口径上成为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处理好维护国家利益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走出去”需要维护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互利共赢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开放战略，是可长期持续发展的开放战略，这不同于新老殖民主义扩张掠夺式的对外战略，也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的自利独赢、赢家通吃的对外战略，其核心就是兼顾本国利益和别国利益。共同利益决定了中国成为世界的利益攸关者，也代表着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

　　因此，我国企业”走出去”到发展中国家投资，不能只考虑利用当地的资源，还要考虑帮助东道国建立产业基础，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培育东道国进口中国产品的支付能力，实现利益互补。从这个意义来讲，应考虑将海外资源开发基地逐步转变为资源型产品生产基地，变大量的资源输入为资源型产品输入。对企业来说，既要加快自身发展，注重经济效益， 又要尊重当地法律法规，注重互利共赢，保护当地员工合法权益，做好生态环保，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处理好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但随着我国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变化，我国部分产业开始向外转移。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就出现了快速上升的态势，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已经超过了泰国、印尼、越南、印度等国家，而且近年来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受此影响，我国制鞋和服装等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向海外迁移的苗头和趋势，也为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动力。但在产业转移问题上，需要认真研究，统筹考虑。例如，从促进产业升级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哪些产业要大部分或者部分地转移出去，以减轻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哪些产业不宜向外转移，而是要实现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的国内转移？

　　实现我国产业升级，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发展国际工序分工体系中的中高端制造和服务能力。应积极支持具备实力的企业开展核心能力型跨国并购，通过更大范围聚集全球优势生产要素，逐步建立我国的全球生产体系。逐步建立金融机构、生产体系、综合物流、分销网络、研发和设计中心等环节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布局。包括鼓励企业到海外建立加工组装基地，境外分销、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体系，研发、设计及创新中心，境外能源和资源供应链体系。积极开发新兴市场，大力推动东亚区域内的相互贸易和相互投资，持续减少我国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

　　处理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金融投资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高达3.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外汇储备过高，其利在于增强信心，其弊在于福利损失。在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多变的情况下，外汇储备过多地投入外国金融资产，很容易陷入国际金融泥淖之中。因此，除了必需部分以外，多余的外汇储备应逐步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按照”藏汇于民”的原则多元化管理和运用。除用于金融投资组合之外，更多地用于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外汇储备资产合理多元化管理与使用，逐步把外汇储备余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就涉及到对货币资产、实物资产、金融投资、产业投资进行一个全盘的战略考虑。

促进我国企业进一步”走出去” 的对策和建议

　　以长远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 减少对外投资盲目扩张行为

　　中国的对外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呈现出偶然、零散和严重依靠人际关系的特点，部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一定的投机行为。目前，中国多数跨国企业依然是分散的对外投资，而非真正拥有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体系和完整的全球产业链。由于缺乏对外投资的经验和相关分析机制，加上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一些”走出去”项目在决策过程中缺乏科学严谨的分析研究，对于投资对象国的具体情况调查不够，导致项目投资最终失败。对此，政府等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投资国的跟踪、监测和预警，提供相关的信息；企业应着眼于长期健康发展和国际化经营的目的，科学分析，慎重决策，扎实经营，稳步推进。

　　针对不同国家在策略上采取不同的措施，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

　　积极探索外汇储备运用方式，支持各类企业到不同类型的国家开展海外并购和绿地投资。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方面在当地建立分销、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体系，解决我国产品出口分销渠道问题，获取更大的出口利益；另一方面支持企业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收购研发机构和高技术企业，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能源、原材料丰富并与我国产业结构互补型关系的国家，积极推动能源资源领域的全面经济技术合作，如智利的铜矿、巴西的铁矿、泰国的橡胶、埃及的石油等，发展长期投资、购销、物流及综合运输的互利关系和共同利益。对于土耳其和墨西哥这类在欧美市场上享有优惠待遇，与我国出口竞争激烈的国家，应当借助其在欧美市场上的出口优势，变贸易为投资，在这些国家设立加工组装生产基地。

　　建立和完善”走出去”风险防控机制，防范各类风险

　　除了投资项目本身的商业风险，国家风险也成为企业”走出去”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由于国内企业对国际通行惯例和东道国法律不熟悉， 防范和化解国家风险的管理和服务还不完善，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很大。为此，需要建立和完善”走出去”风险防控机制，提高”走出去”的实效。

　　在政府层面，要按照市场导向和自主决策原则，切实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建立健全境外经营风险评估体系、风险防范机制和境外风险应急体系，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

　　在社会层面，要努力培育中国本土的风险评估机构。商业活动的政治风险评估在发达国家有比较成熟的体系，美国大量的咨询公司、智库以及主流媒体都不断提供相关的评估服务，其方式值得我国借鉴。

　　在企业层面，要认真地研判海外投资环境，尤其是要熟悉当地的法律，同时要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避免因文化冲突导致海外投资合作的失败，认真做到有效防范和充分化解投资风险，达到获取最大利益的目标。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增强”走出去”主体实力

　　鼓励国内大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价值链整合，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培育和发展我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使其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为创造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提供必备的条件。切实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按照市场导向和自主决策原则，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支持有实力、有信誉、有竞争力的各类企业开展海外并购，向境外转移成熟技术装备和产能。加强境外投资和经营能力体系建设，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落实企业境外投资自主权。提高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质量，培育和发展我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

　　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化专业人才，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持

　　目前，制约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的瓶颈之一是缺乏国际化的人才，缺乏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规则和如何系统分析和预测风险的人才。此外，语言人才——尤其是懂专业的小语种人才以及法律人才尤为缺乏。

　　首先，要加大对相关教育产业的投资，大力开发人力资源，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专业化的就业创业培训实体，全面提高人才素质。

　　其次，加快引进急需的有专业背景、会外语、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加大吸引海外高端人才的力度，构建全球性的人才网络，并从完善制度、提高待遇等方面为其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

　　第三，放宽海外培训机构的市场准入，为我国培训更多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