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球直接投资及股权投资总额18.4万亿美元，中国占2%，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名第14位，对外股权投资排名第20位。根据最新统计，截至2011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及股权投资累计规模为4261亿美元，当年规模为459亿美元。 当今国际市场是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科技力量综合博弈的场所。与10年前相比，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格局更加复杂，如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保护、暴力活动、人质事件等，尤其是政治事件无法把控。在新背景、新条件、新机遇下，如何通过“走出去”实现“拿回来”、“卖出去”、“干出去”的目标，实现中国的强国梦，需要各层面共同努力。 企业“走出去”风险更加复杂 从境外环境看，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环境不佳，要么竞争激烈，难以进入；要么环境险恶，风险难控；要么障碍重重，面临制裁。良好投资环境与激烈行业竞争并存。获得较高利润与极高政治政策风险共生。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市场壁垒增加，连同“中国威胁论”，导致企业“走出去”易受不公平待遇，甚至遭到制裁。 从“走出去”企业自身看，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有待提高，严重缺乏国际化人才。“走出去”过于仓促，前期调研准备严重不足，难以实现当初设定的“走出去”目标。中国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和标准竞争中不占有利地位，风险控制能力相对较弱；缺乏与当地融合沟通的能力，在获取收益的同时没有履行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社会责任，遭致打压。国有企业在“走出去”浪潮中过于追求全资控股，容易引发敌意，大规模扩张与自身管理能力严重不符。 从国家规划、监管及政策支持层面看，国家缺乏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总体战略，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配套管理与服务远远跟不上“走出去”的步伐。金融支持与配套服务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服务能力亟待提高。监管部门考虑自身监管风险、项目风险多于考虑国家发展战略，管得过多过细，对创新的容忍度不够，同时缺乏相互间有效的协调机制。国家对央企负责人的考核评价及配备机制尚待完善。 做好顶层规划设计和配套中层措施 在国家规划层面，制定“走出去”国家战略规划，需做好顶层设计和配套中层措施。这个规划应该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且明确相关部门的配套支持政策，重点是帮助国家各相关宏观调控部门、各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各行业组织和协会、各类金融机构及企业找准在国家对“走出去”整体规划中的地位，清楚本机构在“走出去”战略中的职责和应发挥的作用。 国家战略规划应包括以下方面。第一，“走出去”的近、中、远期目标，近期目标应该具体。第二，国家应按照怎样的步调（什么时期支持什么）、采取何种力度（资金支持及其规模、优惠政策支持及其幅度、财政支持还是外汇储备支持等）、支持哪些行业（哪些行业需要长期支持，哪些行业支持到何种程度时将不再支持，哪些行业属于无需支持、直接走市场化道路等）“走出去”。第三，在“走出去”问题上，各管理部门如何分工、如何协调、如何提供快速便捷的指导和服务。第四，相关政策管理部门具体的支持政策或者放松监管的步骤等。第五，对“走出去”企业在战术上要有所指导，包括发达国家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分别如何进入，如何创建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等，在国家层面要有新主张、新规划。 只有各个链条环环相扣，才能避免顶层设计变成缺乏“云梯”的“空中楼阁”。在我国尚存管制和大量审批的情况下，大多数“走出去”需要的支持政策都涉及对当前监管方式的突破，因此国家战略意义极其重大。只有国家战略指明方向，赋予相关监管部门主动调整有关政策的权力，或者要求监管部门逐步放松管制，才能便利企业获得应有的政策支持。 各层面共创宽松政策环境 在政策协调层面，成立超越部委、不实际行使行政许可职责的协调小组或牵头部门，协调各部委，解决“走出去”道路上出现的新问题。关键是建立机制，使问题上传和政策下达的渠道顺畅。协调小组应协调各部门，充分利用国家间高层互访、峰会、国际论坛等对外途径，在高层为企业计划“走出去”的项目做宣传和铺垫，降低企业洽谈项目在最后环节被外方政府否决的可能性。协调小组还可联合各部委、各行业协会、我国驻外商务和新闻机构如新华社等。 研究成立“走出去”咨询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海外市场各类信息的服务，包括各国的社会基本情况（政治、政策、法律、习俗）、商业机会、企业在当地获得金融等服务的条件、企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教训等。国家也应该通过这个平台，发布对各行业发展前景的研究报告，指引企业投资选择，也提供国际型人才。人才投资是最高收益的投资。 在人才的培养和储备问题上，建议国家财政出资，输送大批监管部门、国企央企等人才到发达国家、我国“走出去”目的地国家和地区锻炼、学习，造就一大批懂国际市场管理和发展趋势的专业管理和经营人才。 在资金支持层面，对于前期投入大、无收益甚至亏损但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类项目、提升我国科技水平的项目，以及提高出口信用保险的规模等，国家应予以必要的优惠资金支持。国家资金的来源可以是财政收支，也可以是外汇储备。国家资金的支持，可以通过专门机构，也可以通过金融机构。支持“走出去”的外汇储备资金因带有政策性，应单独考核收益。因为市场化是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所以获取国家资金的方式应尽可能以市场化方式进行。国家战略要通过企业的市场行为加以实现，减少国外对我国的围堵。 在监管政策层面，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支持创新。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监管部门应采取开放的意识，做到真正站在国家和企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应该允许企业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大胆尝试、试点，稳步加快开放的步伐，并制定相应的支持措施加以保障。同时，要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和金融创新的力度。 作为掌握国家政策资源的监管部门，各相关部委要仔细梳理现存的管制措施，对于那些管制意义不大和效果不佳，特别是通过市场能够解决的管理政策，要主动废止。对于必须存在的监管，要下大气力简化程序，尤其是报批要求，加大事后跟踪管理，减少事前把关，为企业“走出去”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企业自身要练好内功 一是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按照市场化、国际化经营管理企业，不急于求成。国际化经营管理的团队、理念和激励机制，是成功投资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注重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国资委应鼓励或强制国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明确激励机制，干得好的则奖励，干不好的则走人，以此加速企业国际化经营理念的形成。当然，要有长远眼光，允许初期不盈利或少盈利。注意高管任命制与海外股份制企业法的匹配与协调。 二是练好内功，打好基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和科学的内部投资决策程序、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必须做好前期调查，做好筹划，有备而去，有的放矢，避免因有政策支持一哄而上，要清晰地制定营利模式、进入市场的路径；注重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大在标准、专利等方面的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要创新方式，多方合作，减小阻力。在“走出去”方式上，企业应注意根据目的采取不同的策略。例如对于已经被世界巨头占领的行业，尤其是资源开采型企业投资，不一定全资控股，但我们必须掌握一定比例的定价销售权。可通过多点参股的方式，逐步提高我国在资源型产品上的定价影响力。要努力实现与当地企业成为利益共同体。制造企业则应该侧重通过“走出去”加速实现产业技术的升级换代。可以购买一些高科技的小公司，在有长远发展空间的领域做些投资。在行业的选择上，应以自己熟悉的为主业，避免涉足不熟悉的领域。 四是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而且应该与东道国发展战略保持一致，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注重融入当地文化，诚信经营，提高本地化程度，维持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