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度的行政审批，不仅影响效率，而且也带来很多寻租性的行为。 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机构改革不易，转变职能更难，因为它更深刻。我经常在地方调研的时候，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群众说恼火得很。这既影响了效率，也容易有腐败或者叫寻租行为，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所以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 事实上，在政协会议经济组讨论过程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代表带来类似意见。 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就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就对目前国家对于“走出去”企业，过多的审批提出了改进意见，认为1亿美元以上就要国务院批准，不仅耽误了企业商业投资的最佳时机，也带来行政资源的浪费。希望以后能够简化程序，向“备案”方向转型。 多年负责对内对外审批工作的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解释说， 下放“走出去”的审批权，有两层意思吧。一个是总体走出去还是要进一步地跟整个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相一致，就是下放权限，简化程序，这是对的。 “但他（李若谷）举出的具体的数据说1亿美元以上要国务院批准，这个好像很不准确，从来没有这样一条规定。”他说，“上报国务院是另一个问题，要20亿美元以上，甚至更大才要上报。根本不存在1亿美元要报国务院这样的规定。” 张晓强说，中央发过文件，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过去分两大类，资源类是3000万美元，非资源类是1000万美元。由于境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它从10年明确大幅度上调，国家发改委审批的，提到1亿美元，放大了10倍。资源类提到3亿美元。 而对于下放审批的另一面，张晓强则认为，企业需要加强自身风险判断及控制的能力。“我觉得方向还是要坚持。确实作为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还是有很多风险。这种情况下，企业自身提高国际化经营的能力，防范风险的能力要提升。走出去才能有好的效益。” 对于整个对外投资的外部环境判断上，张晓强认为，在金融危机复苏艰难，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突出的情况下，欧元区的很多国家企业遇到很多财务困难。 “这样给我们一个机会。对一些大中矿能产品的需求弱了，它们遇到一些困难，原来有些资产在自己手里很好，现在也开始卖一些。所以这一个时期对对外投资来讲都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时期。”他说。 根据之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上一个5年，中国非金融类投资从220亿美元到720亿美元，增速5.4%。 张晓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未来进一步的改革，不仅“走出去”需要下放审批权，对内也应该减少政府的审批事项，发挥市场的作用，上项目，作投资，由企业自己作决策。 他介绍说，目前发改委的审批包括三个层面：审批：主要是政府投钱；核准：企业自主投资的重大项目；备案：企业自己投资的非重大项目，今年，发改委管的中央基建投资，向人大报告4376亿，今年全社会投资接近40万亿，约百分之一，加上财政专项基金：铁路建设基金，民航建设基金，港口建设基金等，再加上地方政府投的钱，估计不到50%，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谁投资谁负责谁担风险。 让他最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输电线路投资也需要核准。这与煤电站不同，因为后者拉动GDP，可能会让地方产生重复建设动力，而输电线路建设肯定是考虑最短路线的。 “输电站如果是100万千瓦，作为投资主体，一个输电线的投资者不会建一个300万千瓦的输电线路，那他不是自己浪费自己的钱。如果在内蒙鄂尔多斯电厂，他如果知道自己输送的是京津唐地区，他肯定找一个最优线路，能一千公里送到，他绝不会绕一个大圈走个弧形1500公里把这个电送到京津唐电网，这是让他亏损的，他毫无必要，为什么这些就不能下放让企业决策呢。” 张晓强质疑说。 |
